土司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，具有较强的割据性。它的存在，对一个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而言，是权宜之计，对所属疆域实施统一管理才是终极目标。因此，凡是土司制度涉及的州府县厅，都不可避免地要有“土”、“流”之争，“土”、“流”之间的此消彼长等主次变化，这就是 “改土设流”、“改土归流”、“土流兼治”、“土卫参设”。历史跨元、明、清三代的景东陶氏土知府，在520多年的世系更迭中，也无法回避“土”、“流”之间的这种变化，只是陶氏在处理这种关系时，表现出最为恭顺的一面。

云南的“改土设流”以明正统八年（1443年）鹤庆高氏知府的“改流”为开端，先后在成化、嘉靖、万历年间陆续实施“改土归流”，至明末，云南一共改流了县级以上土司26家。清代，继续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，清康熙、雍正年间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改流，并在改流地区驻防设讯，用保甲制把人口户籍严密地控制起来。

如果以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云南普遍设置土司制度作为起始，以1956年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为终结，土司制度在云南存在的时间是570余年。从明正统八年（1443年）“改土归流”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废除土司制度，“改流”时间跨度竟长达513年。在这漫长的“改土归流”过程中，景东陶氏土知府从表面上看始终没被裁革，但还是受其影响，从中也可以看出“改土归流”不止是简单的裁革这单一的形式，面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土司，“改流”的方式也不一样。

景东土司元时为掌印知府，明洪武十七年（1384年），明朝政府重新授印，依然是掌印知府，洪武二十三年（1389年），景东设卫，这种“府卫参设”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微妙的土、流关系。嘉靖时还是陶氏土知府掌印，增设一名流官作为通判，这种土流关系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，其间，景东陶氏约8任土司掌印世袭了140余年。此后，景东府改设流官掌印同知，百年后，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，景东府降格为景东直隶厅，设直隶厅同知一名，辖区范围大大缩小，陶氏土知府的势力也逐渐削弱，这其实就是温和的“改土归流”。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的《严禁土官科派碑》有这样记载：“滇省各处土官或因先人从军，或由纳土诚爰，是处以品秩，俾世代永守弗替，国恩可谓厚矣，然各处改土归流先后虽属不一，而只许衣顶荣身，不准干预地方事件，遇有作奸犯科，治罪与齐民无二，定例昭然，各处土官不容稍事逾越者也，讵有景东土知府陶熊者，曾本庸愚，心思跋扈，每以世袭之名，复藉夷民淳厚而公然世府自尊，妄自称大，任意胡为……为此仰该土府遵照，嗣后务须安分守己，改过自新，本道尚可施恩从轻办理，倘再不听流官约束，仍行擅受滋事，定将该土府斥革，断不姑容……”可见，景东陶氏土司到了嘉庆年间，几乎只剩下“世袭知府”的名头了。几年后，土知府陶熊果然“有罪罢黜，其子德增袭，年幼，陶烺代理。”代理知府陶烺又在咸丰年间阵亡于距县城几十公里的龙街。尽管《云南通志稿•秩官志•土司》载：“凡土司之未改流者……土府四，曰蒙化、曰景东、曰孟定、曰永宁”，但景东陶氏土知府除了“衣顶荣身”享受世袭外，土司固有的权利完全不存，这是“剿抚兼施”策略下，没有反抗、没有血腥的“改流”。从此以后，陶氏土知府日趋没落，最后竟谜一般地在人间蒸发了。